文 吳凱琳
美國聯邦最高法院4月7日通過總統拜登的人事任命案,迎來史上第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傑克森(Ketanji Brown Jackson)。從成長背景到生涯歷程都曾覺得「格格不入」的她,如何不斷打破常規?
4月7日,美國參議院以53票對47票通過凱坦吉.布朗.傑克森(Ketanji Brown Jackson)任命案,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,接替將於今年夏天退休的自由派法官布萊爾。
傑克森在1970年出生於華盛頓特區,3歲時隨父母搬到邁阿密,1992年自哈佛大學畢業,擔任《時代》雜誌記者和研究員,一年後再度回到校園,進入哈佛法學院就讀,1996年取得法學博士學位。
與現任9位大法官相較,傑克森工作經歷的多元性,幾乎無人可比。
她曾擔任地區法院(初審法院)法官、上訴法院(二審法院)法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書記,也曾在多家私人律師事務所工作過。
她也擔任過聯邦公設辯護人,是美國史上第一位有過此經歷的大法官。
之後,她被任命為量刑委員會副主席,接著由華盛頓特區法院法官到上訴法院法官。
不論是出生背景或生涯歷程,傑克森不斷打破常規,成了法律界異數。
她在今年3月底的國會聽證會以及2017年喬治城大學法學院演講中,闡述了自己對於司法制度和法官角色等議題的理念,也分享了自己身為少數族群和職業婦女曾面臨的人生挑戰。
我記得布萊爾大法官曾說,法律的目的是「讓抱持不同看法、擁有不同需求的人,更融洽地生活在一起,更有效地合作。」
這一點正好符合我的成長經驗,我高中讀的是公立學校,同學背景非常多樣,和私立高中很不一樣。
高中時我加入了辯論隊,學會如何和背景不同的人溝通與合作。更重要的是,在參加過無數次演講和辯論比賽之後,我知道面對阻礙時要挺身而進,相信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。
這也影響我對職涯的看法,雖然我選擇了法律,但我不希望自己被侷限在特定的法律領域或是角色。
2005年,我決定擔任聯邦公設辯護人,因為當時我覺得自己並不了解刑事司法體系的實際運作流程。擔任公設辯護人正好可以彌補這項缺點,還可以磨練我的訴訟技巧。
另一方面,我可以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。公設辯護人的設立初衷,就是由政府出錢,為那些沒有能力負擔法律費用的被告,提供辯護服務。
在我擔任公設辯護人期間,曾經為恐攻嫌疑犯辯護,這是由法院指派,並不是我們自己選擇。911事件發生之後,遭受美國政府指控、曾參與恐怖攻擊行動的嫌疑犯,被關押在關達那摩監獄,這項做法引發不小爭議。
當時有很多律師意識到,我們不能因為受到恐怖攻擊,就背離了原本的價值觀。
根據美國憲法第六條修正案,任何人都有權接受公平審判。2004年大法官裁決,恐攻嫌犯可以申請人身保護令,請求法庭審理關押是否合法。
替這些嫌犯辯護,為的是維護憲法保障的權利,我們代表被告,確認政府機關在行使權力時沒有任何不當,避免政府濫權,任意剝奪個人自由。
擔任公設辯護人的經歷也讓我體會到,許多被告完全不了解整個司法制度如何運作。在經歷一連串冗長法律程序之後,他們只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對待、對制度充滿不信任。這阻礙被告去理解,自己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起該有的責任。
所以我擔任法官時,會直接和被告、而不是和他們的律師溝通,我要確認被告是不是真的了解所有程序。
當我做出判決之後,我也會直接告訴被告,因為他們的行為對社會造成哪些傷害,所以必須為自己的行為承擔什麼樣的後果。
我的法律意見書篇幅通常比較長,因為對我來說,「透明」很重要。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清楚理解,當我做出判決時是如何思考的?我的依據是什麼?讓案件所有當事人知道,在做出最後一波判決時,我都有考量到每個人的意見。
就好比我們面對生涯決策時,時常要在種種考量之間取得平衡。很多人看了我的工作經歷,感覺我跳來跳去,我常跟別人開玩笑說,我就像是遊民(vagabond),很多時候都是為了兼顧工作和家庭。
1999年,我開始擔任布萊爾大法官書記,後來因為我先生要到麻省綜合醫院實習,當時我正好懷孕了,所以決定辭去書記工作,跟隨先生搬到波士頓,後來我加入了私人律師事務所。
我在私人律師事務所只待一段時間就離開了。但不論是從事哪種職務,你的工作時間和家庭責任之間,永遠都會有衝突,每一次你都必須做出選擇,但不是每一次都能有圓滿的解答。
走過這麼多年,我的心得是,其實你不需要成為完美的母親,只要你盡力了,而且真心愛你的孩子,一切都會好轉。你不需要有完美的生涯軌跡,一樣能如願以償,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。
我先生派屈克.傑克森(Patrick G. Jackson)目前在醫療之星喬治城大學醫院擔任外科醫生。他是典型的「波士頓名門」,是他們家族第6代哈佛校友,他們家族最早可追溯到五月花號抵達美洲之前的英國。
但我不是,我讀的是公立高中,我的祖父母只能讀小學,我的父親和母親是他們家族第一個上大學的小孩,兩人原本都是高中老師,後來我父親成為學校律師,母親成為高中校長。我在1970年出生,是第一代受惠於公民權利運動、種族隔離政策解除的非裔世代。
在哈佛的第一學期,我覺得很不適應,我不斷問自己:我真的屬於這裡嗎?我能撐得下去嗎?某天晚上,我一個人走路穿越哈佛園,有位黑人女性正好經過我身邊,我完全不認識她。但是,她大概是看出我的不安,她突然靠向我、對我說,「堅持下去。」現在,我也想把這句話送給所有的年輕人。
當然這也是我對自己的要求。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1月公布的調查結果,有44%的美國成年人對於最高法院看法負面,高於3年前的30%。大法官不是政策制定者,我們的職責是解釋法律。我希望未來在大法官應有的權限範圍內,盡我所能扭轉外界對於最高法院的印象。